20世紀末至今，何為口語詩？誰開創了口語詩的先河？爭論很大，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其代表說主要有三。

一是于堅說自1986年11月《詩刊》發表其《尚義街六號》后，“中國詩壇開始了用口語寫作的風氣”（ 于堅《棕皮手記》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9頁“關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附庸于堅之說的有：《于堅：中國口語寫作的開創者》（新華網2007年4月20日蔣開益文）、“代表作長詩〈尚義街六號〉首開中國口語寫作的風氣”（宇慧文學視界〖于堅專集〗）。顯然，于堅認為口語詩是其開的先河。

一是筆者：“雖然現代新口語詩發韌于民歌，且早有人創作出優秀詩作，但自覺把新口語詩作為一種詩體進行創作和提倡，卻是黃永玉帶的頭。”（ 2010年3期《詩國》：《項兆斌〈尚義街六號〉給新詩帶來了什么？》）筆者認定新口語詩是黃永玉開的先河。

一是《詩選刊》主編郁蔥：“我在幾年前就說過：有了新詩就有了口語詩，沒有新詩也有口語詩。”他還“列出大家熟知的四首經典：田間先生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韓瀚先生的《重量》；張志民先生的《“人”這個字》。（2010年10月26日《文學報》5版《〈詩選刊〉主編郁蔥答〈文學報〉記者關于“口語詩”的提問）除了上述四人外，郁蔥還介紹了《詩選刊》刊出的口語詩。如羨慕的《水晶珠鏈》、江非的《小歌》、吳晨駿的《生日快樂》、莫小邪的《丟掉莫小邪》、超旭如的《女兒》、張小靜的《玫瑰紅》、初九的《我也是這么想的》。郁蔥引述的口語詩全是新詩，目的是證實口語詩作為新詩中的獨立詩體存在，但她卻回避新詩中口語詩體是誰開的先河？

三人的共同點，是對新詩中口語詩作為一種詩體存大的肯定。然而到底是誰首開了口語詩的先河？三人卻沒有共同認定。口語詩范圍極大，要正確回答此問題,必須先弄明白于堅、筆者和郁蔥三人所說口語詩的共同指向。如同賽跑一樣，不確定共同的起跑線，是無法開展賽事的。也就是說，必須先對口語詩作出學術界定。

口語詩的界定

誠如郁蔥所言，“有了新詩就有了口語詩，沒有新詩也有口語詩。”我國從古至今就有口語化寫作的傳統，數千年來一直產生著難以計數的口語詩作。至今家喻戶曉、青少年皆能背誦《詩經》中的《魏風／木瓜》“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及唐代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及李紳的《憫農》就是例證。再以已有近百年歷史的中國新詩而論，早在其誕生前的晚清時期，“詩界”革命的先行者黃遵憲就高舉 “我手寫我口”的大旗，為后來用口語寫作白話新詩發出了第一聲吶喊。我國新詩：開拓者胡適1916年寫的中國第一首新詩《蝴蝶》和郭沫若稍后寫的新詩《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就是口語詩。后來的艾青、郭小川、李季，賀敬之、何其芳、曉雪等，在其詩中均吸收了不少口語。

顯然，今時三種觀點的持有者共同熱衷樂道的口語詩,不是針對古詩中的口語詩。因為于堅是用其新詩《尚義街六號》說事，筆者也是以“文革以來誕生的現代新口語詩”說事，郁蔥文中所介紹的10余首口語詩作全是新詩。據此分析，三人所說口語詩指的是新詩中的口語詩。但對三人所說的口語詩如何界定呢？中國新詩體是從西方流入的，其歷史從胡適1916年發表《蝴蝶》算起，近百年來新詩中的口語詩是難以計數和。顯然三人所說的口語詩，僅是指新詩口語詩中的特色的口語詩。如何識識別此特色口語詩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其實也很簡單。只要將于堅自我標榜的口語詩《尚義街六號》和我在《誰是口語寫作的代表》（2009年1月25日《華夏詩報》）文中當作口語詩引用的袁水拍《馬凡陀山歌》各抽出部份詩句及郁蔥介紹的十余首口語短詩中任意抽出一首，然后將三者加以比較，也就明白三人葫蘆里賣的是啥藥了！

于堅《尚義街六號》（1986年）中特別惹眼的三節：

尚義街六號/ 法國式的黃房子/ 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喊一聲  胯下就鉆出個戴眼鏡的腦袋/……桌上總是攤開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亂七八糟/ 這個雜種警察一樣盯牢我們/ 面對那雙紅絲絲的眼睛/ 我們只好說得朦朧/ 像一首時髦的詩/……沒有妓女的城市/ 童男子們老練地談著女人/ 偶爾有裙子們進來/ 大家就扣好鈕子/  那年紀我們都渴望鉆進一條裙子/ 又不肯彎下腰去/……

田 間《假使我們不去打仗》（1938年）：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袁水拍《馬凡陀山歌》（1946年）中的兩節：

上海跳舞中國餓/ 十九個省份都鬧荒/ 收購軍米免征稅/ 樹皮草根啃個光

//百姓滾在釘板上/ 漢奸坐牢帶銅床/ 曲線軟性的救國/ 地上地下往來忙/……

乍看上去，三者都是口語詩，而且都是全口語詩，似乎在口語使用上沒有啥區別。但只要仔細琢磨，再三琢磨，就能發現三者的明顯區別：于堅《尚義街六號》和田間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是以尋常說話敘事的語氣寫詩，詩無定格，句無定式。袁水拍《馬凡陀山歌》離不開新詩的傳統套式及民歌的整齊分節，詩有定格,句有定式。或者說前兩者者看似無規矩，后者看似有規矩。這就是特色口語有別于新詩中其它口語詩的特殊印記。

由此可見，新詩的口語化，與用尋常說話語氣寫出的新詩，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可以包攬前后者，后者卻包攬不了前者。為區別新詩中的兩類口語詩，我將《尚義街六號》一類以尋常說話敘事語氣寫出的特色口語詩，界定為 “新口語詩” ((2006年12月《星星》增刊項兆斌《趣談于堅口語詩及其他——兼論中國現代新口語詩的形成和特點》)。

 新口語詩的詩美特點

“應當強調，以尋常說話語氣寫新詩，寫出的一定要是詩，如果不是詩，而是梨花體的“口水詩”，即非詩了。”（2010年3期《詩國》項兆斌《〈尚義街六號〉給新詩帶來了什么》）對此，郁蔥也有類似觀點。他在稍后對《文學報》記者關于“口語詩”的提問中又說：“口語詩”顧名思義，就是用口頭語言，即我們平時說話的語言寫出來的詩。”“我們平時說出來的話不一定沒有詩意，有詩意的話，記下來，便能成詩。而我們平時說的一些話，只能是話。”若將新口語詩與一般抒情詩相比，新口語詩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不拒絕直白；不僅不拒絕直白，而且尤其鐘情原汁原味的特色口語直白。于堅《尚義街六號》、田間《假若我們不去打仗》、臧克家的《有的人》；韓瀚的《重量》、張志民的《“人”這個字》和下文提到的黃永玉的新口語詩，基本上都是直白敘事，即是說明。當然新口語詩也不排斥意象及含蓄的詩化語言，因為口語中的幽默話從來就不乏意象或隱喻用語。

新口語詩是全口語，而且是以說話敘事語氣寫出，因之不拒絕自白，加之這種直白多是生動的個性口語，猶顯質樸美。質樸美是個性口語三個特點的衍生物：一是全口語化（最旱的原始詩歌、詩經“風”中的部份民歌、后來及當代的部份民歌，也是全口語化詩作）；二是盡量使用口頭語中有特別趣味的句型，如臧克家寫魯迅的口語趣味詩句：“有的人活著/他以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三是盡量使用口頭語中與書面語言或普通話有明顯區別的特色用語，包括俗語、俚話及時尚新口語，甚至粗話，只要對創造藝術形象有用，就將其原模原樣、堂而皇之地請入詩中。如毛澤東罵赫魯曉夫的口語詩句：“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新口語詩特別強化口語感，使其區別于包括古詩中的口語詩和吸收了不少口語的新詩以及整齊分段的全口語詩，而在新詩領域獨領風騷。

新口語詩與新詩中尋常口語詩在詩美特點上有何區別呢？雖然質樸美是兩者共有的詩美特點，但由于新口語詩是以說話敘事語氣寫出，“詩無定形，句無定格”，口語詩句更貼近生活話語，讀者閱讀時最容易入詩，一下就進入了生活語境，如與詩人或詩中人對面交流，或講悄悄話，或促膝談心。因此新口語詩較之尋常口語詩，猶顯質樸美，更有親和感！

“新口語詩”開先河者是誰？

論及至此可以得出結論,于堅、筆者及郁蔥三人所說新詩中“口語詩”,就是指《尚義街六號》之類以尋常說話或敘事語氣寫出的新詩。但在此要指出，這種以說話語氣寫出的特色口語詩，雖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了，但在文革以前，詩人們并非作為口語詩而刻意創作，不過是作為寫作普通新詩而已。這種特色口語詩，即我稱之為的“新口語詩”，作為一種詩體出現在刊物上和結集出版，卻是文革后才出現的。

到底文革以來出現的新口語詩，其開先河者、舉大旗者、代表者是誰，果真是于堅嗎？ 筆者剖析對比于下。

新口語詩發軔于民歌

事實證明，以說話或敘事語氣方式寫詩，其實早就在不拘格式的民歌中存在從某種角度上看……新口語詩起源于無名氏的民歌創作……有一首湖南民歌是這樣唱的：

小妹問郎我倆交情幾時丟？

郎說要等雞長耳朵馬長角石頭長草扁擔開花擂槌結籽閻王鉤簿把情丟！

這首民歌，大膽地突破民歌及幾乎所有詩的短句形式，使用口語中生動多趣的長句及疊詞句型，一氣呵成，氣勢若虹，連停頓標點都沒有，不僅具有口語的快感，而且還具有口語的天然節奏感、幽默感、連貫感，其驚心動魄的藝術表現力讓人震撼！

在此說明，雖然新口語詩發軔于民歌，雖然在誕生之初就有類似詩作（如郭沫若《我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但自覺地將新口語詩當作新詩中的一種文體進行創作，卻始自文革中，在刊物上發表新口語詩則是在文革后。可以肯定地說，其開先河者絕不是于堅；更不是因為有了于堅，中國才“開始了用口語寫作的風氣”。

是誰率先創作和發表了相當數量的新口語詩？

根據1976年下半年復刊的《詩刊》查詢，是黃永玉文革后最早發表了大量新口語詩作。

《詩刊》76年下半年至1980年期間，連篇累牘地發表了黃永玉的新口語詩：1979年5月號刊出《幸好我們先動手》、《我認識的少女已經死了》、《不準！》、《獻給妻子們》；1979年8月號刊出《猶大新貌》、《熱鬧的價值》、《不是童話而是拗口令》；1980年元月號刊出《說是從豐臺來的》、《老夫婦》、《老兵》、《哭泣的墻》、《邂逅》；1980年5月號刊出《好呀！飛行的荷蘭人》、《平江懷人》、《一個人在庭院中散步》。

1981年元月，上述刊出的15首，連同黃永玉另外的17首，共32首新口語詩結集為《曾經有過那種時候》，作為《詩刊》社主編的“詩人叢書”之一,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詩刊》記事）)同年七月《曾經有過那種時候》再版。

《曾經有過那種時候》中的新口語詩絕大部分，是黃永玉“在文革動亂中偷偷地寫的”（鐘文《詩美藝術》288頁），“是農場三年勞動所作……（有的）是夜間弓在被窩里照著電筒寫的”（黃永玉《獻給妻子們》）。

1983年5月，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詩歌理論家鐘文先生就在其首版印數為18600冊的著作《詩美藝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文章《淡極始知花更艷》“中（《詩美藝術》285頁），對黃永玉在十年動亂區間寫的此批優秀口語詩給予了肯定和贊賞，認為其生動而樸素的口語詩，表現了詩美的至高境界——質樸美，他在文中還全文引用了黃永玉的口語詩《說是從豐臺來的》，并對其藝術性進行了細致的剖析：“這些詩大多用家常話寫平常事……納豐富的內涵于自然質樸的外表之中，自然會產生一種悠長而深沉的境界。”即“和尋常市民一樣的生活，和半神一樣用心”的至高的詩的境界。鐘文先生極為可貴的是，他在贊揚質樸美的同時，并沒有認為“質樸美”就可代替一切詩美，他如是說：“我們在提倡平淡質樸的美的同時，決不應排斥華艷的美，綺麗的美．從整體上說審美是‘淡裝濃抹總相宜’……它們是各有各的審美價值與讀者層的”。

再談于堅。為五卷本《于堅集》作序的胡廷武先生說：“一般人認為，于堅為外界所知的寫作，是從《尚義街六號》和《羅家生》開始的”。胡廷武先生對此不無惋惜地說：“我認為他只有寫出更多的不朽的名作和名句,并且讓這些名作和名句傳在人們的‘口語’中之后，才可以平靜如夕陽一樣地雄視中國詩壇”(五卷本《于堅集·序》)。于堅口語詩《尚義街六號》和《羅家生》刊出在1986年11月號《詩刊》。(于堅年表：分別寫作于1985年和為1982年)。

可見黃永玉早在于堅發表《尚義街六號》和《羅家生》之前多年發表了一大批新口語詩。

新口語詩代表作一定要是經得起歷史檢驗，具有重大影響的優秀詩作

黃永玉口語詩集《曾經有那樣的時候》，1981年1月出版后,獲年度《詩刊》創作一等獎。1983年獲全國作協首屆優秀新詩（集）一等獎（同時獲一等獎的還有艾青《歸來的歌》等）。《曾經有那樣的時候》，不僅是黃永玉的（新）口語詩代表作，也是中國第一部（新）口語詩集。于堅的（新）口語詩代表作是《尚義街六號》。為便于對兩者進行對比分析評判，在此將《曾經有那樣的時候》中的《想起那句話就好笑》，與《尚義街六號》，進行比較。

于堅《尚義街六號》全詩八十余行，前面已列出了最惹眼的三節。

《尚義街六號》發表時間是在粉碎四人幫已整整十年之際。此時廣大知識分子和群眾無不歡欣鼓舞地擁抱改革開放的春天，投身于祖國現代化建設的火熱生活中。此詩卻描寫于堅做著想出名、想女人的白日夢，是一篇典型的與時代精神相悖的庸俗詩作!這就是其思想性。從藝術性看，它是一篇跟著感覺走寫出的冗雜詩作，作品沒有為讀者留下足夠想象的審美空間，明顯的散文化，帶給讀者的只是不潔詩句的感官刺激和精神上的空虛!

概言之，《尚義街六號》，充斥著“這個雜種”、“渴望鉆進一條裙子”等不潔詞語，有濃烈的“否子味”；就全詩而論，內容晦暗，粗俗冗長，乏善可陳。

再看黃永玉的口語詩《想起那句話就好笑》：

想起那句話就好笑!/ 叫做：/“ 早交代比晚交代好!”/ 現在有人裝著沒事，/其實在他心里/ 好像火上又把油來澆。/ 看他搖搖擺擺來閑聊，/ 看他煞有介事在讀報，/ 他其實/ 晚上那里睡得著?/ 我總想輕輕對他說一句/ “早交代比晚交代好!”/ ……/ 信不信? / 準嚇他一大跳”。

此詩把歷次運動中最流行的口頭禪：“早交代比晚交代好!”原句引入詩中，以此調侃味十足的原生態口語為主的10多句純粹口語，活靈活現地刻畫出暗藏的犯罪分子(諸如今時尚未揪出的貪官)，在正義的達利摩斯之劍面前惶惶不可終日的微妙心態!把詩寫得如此頑皮，寫得如此不循規蹈矩，讓人開了眼界！此詩以俗為雅、以俗為美、以俗為趣，用樸實、自然、幽默的原生態口語，釀造出悠長而深遠的詩美意境，深深烙印在讀者心頭!此詩正必壓邪的思想性和靈巧的藝術性感人至深！這就是既繼承傳統又走創新之路的新口語詩的藝術魅力。

《曾經有過那種時候》詩集中的32首口語短詩，均是優美可人的佳作,像對你說貼心話，沒有一句是繃著詩人面孔的“刁鉆”“吊詭”之言，或是文趨趨的詩句。囿于篇幅，筆者不過信手拈了一首短詩作為代表評述，不能一一卒談。但我要向讀者說明，你只要翻開該詩集，見到那充滿詩意的名目：《想起那句話就好笑》、《說是從豐臺來的》、《老婆呀，不要哭》、《混蛋已經成熟》、《曾經有過那種時候》、《我思念那朵小花》、《啞不了，也瞎不了》、《這家伙，笑得那么好》《比味精鮮一百倍》、《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一個人在庭中散步》、《擦粉的老太婆笑了》等等，特有的親和感就會油然而生!你就會像大熱天喝涼水般閱讀享受下去……此優美可人的口語詩集，其思想內核的深刻和豐富，其藝術性的上乘，是《尚義街六號》不可能望其項背的，因為兩者不在一個檔次 。

概言之，于堅自我吹噓1986年11月《尚義街六號》發表，“中國詩壇開始了用口語寫作的風氣”,是欺世盜名；詩壇廣泛流傳著的類似神話：“于堅：中國口語寫作的開創者”、“代表作長詩〈尚義街六號〉首開中國口語寫作的風氣”（宇慧文學視界〖于堅專集〗），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再就其開拓性而言，文革以來新口語詩的開先河者、舉大旗者、代表者，鐵的史料證實當屬黃永玉。

黃永玉對新詩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 原載2013年4月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中外詩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