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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匡 政:余光中,活在民族的語文中

核心提示:葉匡 政:余光中,活在民族的語文中 臺灣著名詩人、文學家余光中, 2017 年 12 月 14 日仙逝。老先生離世已是鮐背之年,走時又無病痛,絕對是喜喪了。余光中生活的這 90 年,可謂中國最不平靜的 90 年,一直上演著各類戰亂人禍、生離死別的悲劇。余光中除童

余光中,活在民族的語文中

臺灣著名詩人、文學家余光中,20171214日仙逝。老先生離世已是鮐背之年,走時又無病痛,絕對是喜喪了。余光中生活的這90年,可謂中國最不平靜的90年,一直上演著各類戰亂人禍、生離死別的悲劇。余光中除童年時,與母親為躲戰亂有過逃亡顛沛的日子,其后所受磨難極少。生于此世,能如此平安地走完一生,確是一種大福報、大圓滿了。

 

余光中一直馳騁文壇,他作品量極豐,在詩歌、散文、評論、翻譯領域均有建樹。與余光中有過復雜糾葛的陳芳明,對余光中的評價是客觀的:以詩為經,以文為緯,縱橫半世紀以上的藝術生產,斐然可觀;那已不是屬于一位作者的畢生成就,也應屬于臺灣文壇創造力的重要指標。

余光中20歲,就在大陸發表過第一部詩集。我最早讀余光中的詩,是在四川的《星星詩刊》。1982年,詩人流沙河在那里開過一個專欄,叫臺灣詩人十二家,前面有介紹和賞析的文章,后面附了詩人的詩作。那時余光中的《鄉愁》,在大陸還不像今天這么有名。我13歲,上初二。不用說,臺灣詩人的詩讓我大開眼界,寫詩的膽子也變得大起來。流沙河在文章開篇,就引了余光中的名篇《當我死時》: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

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

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

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

這大概是我讀到余光中的第一首詩,好像是為今天寫的,如今他已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可以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1980年代初,讀到這樣的詩,我大吃一驚,在我幼小心靈所激起的波瀾,并不亞于今天孩子首次看到VR影像。我高中時能寫出被編輯視為前衛的詩,與這種閱讀經驗是分不開的。

 

如今大陸一說起余光中,說的都是他的詩歌《鄉愁》,也多以鄉愁詩人稱呼他,似乎他只寫這一首詩。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的不幸。幸運的是,他有一首詩能讓這么多人知道并記住;不幸的是,這種記住使他的文學面孔顯得單一,甚至可說是對他的簡化和矮化。這種一首詩主義自古以來就存在,但如果只到這首詩為止,就認為自已認知了一位詩人,可能會被詩人看作最悲哀的事。

余光中其實是個詩歌風格多變的詩人,他前后寫過800多首詩,如他自已所說,是個多妻主義者。他早年學英文專業出生,又到美國留過學、教過書,早年詩作深受西方現代詩影響,不過因未走出新月派和五四新詩的基調,他的現代性與1980年代后大陸現代詩的風格,還不大相同。1960年代后,他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古典文學,期望自已能對傳統有所改造,詩歌完全走出了西化風格,想在古典節奏中有所創造,詩歌顯出傳統的一面。如他自已所說:少年時代,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余波,便是泰唔士的河水。所釀也無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到了中年,憂患傷心,感慨始深,那支筆才懂得伸回去,伸向那塊大陸,去沾淚羅的悲濤,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漢將,跟古代最敏感的心靈,陳子昂在幽州臺上,抬一抬杠。其后,他受美國搖滾樂啟發,開始注重從民歌中汲取營養,開始追求詩的音樂性和可誦性,常有詩歌如歌詞般簡潔、適于吟誦,《鄉愁》一詩就是那時的產物。

不過,余光中無論歌詠鄉愁親情,還是吟誦漢魂唐魄,或是悲嘆現實淪落,他骨子里還是一個中國古典文人的情懷。在他那一代詩人中,他或許是激烈的,他會哀嘆中國中國你是不治的胃病”“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但在1990年代后的大陸現代詩人眼中,他的詩仍偏于傳統,這或許是一個詩人難以擺脫的時代性,但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也是余光中自覺的追求。如他所言一位詩人最大的安慰, 是為自己的民族所熱愛,且活在民族的語文中。當我死時,只要確信自己能活在中文最美麗、最母親的中文里, 僅此一念,即可含笑螟目。從今天他逝去后大陸民眾的反應看,他做到了。

在他那一代詩人中,余光中無疑是一個有著清醒的語言意識的詩人。這和他早年的英文學習和翻譯經驗有關,也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有關。這種語言意識,或許當代的很多現代詩人不認同或不喜歡,但不失為一種努力的方向。在余光中看來,地道的中文與國人的關系日漸生疏,包括文言文與民間口語。所以他后期的詩作,包括他的散文,都在努力恢復地道的中文”“原有的那種美德。在熟悉英語的余光中看來,措詞簡潔、句式靈活、聲調鏗鏘,就是中文的生態。他的語言,在他人看來可能是保守的,但對余光中來說,那一直是他中文創新的試驗。他一直期望中文緩慢而適度的西化高妙的西化,認為太快太強的西化,會破壞了中文的自然生態。所以,他批評艾青,認為在新詩人中,論中文的蹩腳,句法的累贅。很少人比得上艾青。

余光中的這種語言意識和追求,在他的散文中表現尤為明顯。他自稱右手為詩,左手為文,以詩為正宗,文為副產。他的散文寫作,也比寫詩要晚10年,但散文的成就,似乎要超過詩歌,余光中也認為自已在散文藝術上的進境,后來居上,竟然超前了詩藝。在散文中,他的語言意識很清晰,是完全反歐化的,也反對五四時期朱自清們的白活文純粹觀,認為以筆就口,口所不出,筆亦不容,是劃地為牢,非常注重吸收文言的優點,如對仗勻稱,平仄和諧,詞藻豐美,句法精練等。他在批評朱自清的散文時,就說過歐化得來的那一點精密的幻覺,能否補償隨之而來的累贅與繁瑣,大有問題;而所謂精密是否真是精密,也尚待討論。他認為即便歐化能帶來精密,應只限于論述文。

從語言和文體角度看,余光中散文實現了自已的理想。他注重行文的節奏、單調、章法和句法的變化,注重聲色并茂、古今相通、中西交感,注重吸收文言的嚴整簡潔,英文的主客井然,試驗語言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文章好讀而不刻板,確實做到了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但這仍然只是語言的追求,散文的境界,卻不完全是由語言決定的,作家的生命經驗與生存體驗的份量,往往也決定了文章的份量。余光中的散文,確實體現了一個中國文人健康、誠墾的情感世界,家庭倫常、故國故人、自然山川在他的文章中都有表現,但因他一生非常順利,長年在書齋生活,雖然擺脫了他反對的偽學者散文的某些毛病,但他的散文在生命體驗的厚重度仍略顯不夠。這或許是一個作家,要為一生順達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余光中做了一生的教授,但骨子里還是一個詩人。相比起他的詩、文來說,他的評論倒顯得更為率性真實。他在1970年代提出要改寫新文學史,對戴望舒的詩、朱自清的散文、艾青的詩等都有過嚴肅的批判。他批評朱自清的散文庸俗而肢淺”“滑稽與矛盾,在傷感濫情等方面作出了示范;認為朱自清的散文想象不夠充沛,所以寫景之文近于工筆,欠缺開閱吞吐之勢他的句法變化少,有時嫌大俚俗繁瑣,且帶點歐化。他的譬喻過分明顯,形象的取材過分狹隘,至于感性,則仍停閨在農業時代,太軟大舊。他的創作歲月,無論寫詩或是散文,都很短暫,產量不豐、變化不多。

他評價戴望舒:他的產量少,格局小,題材不廣,變化不多。他的詩,在深度和知性上,都嫌不足。他在感性上頗下功夫,但是往往迷于細節,耽于情調,未能逼近現實。他兼受古典與西洋的熏陶,卻未能充分消化,加以調和。他的語言病于歐化,未能發揮中文的力量。他的詩境,初則流留光景,囿于自己狹隘而感傷的世界,繼則面對抗戰的現實,未能充分開放自己,把握時代。如果戴望舒不逝于盛年,或許會有較高的成就。這當然只是一廂情愿的假想,因為三十年代的名作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創作上例皆難以為繼,更無論再上層樓。

大概只有余光中這樣真性情的詩人教授,敢如此評價前輩作家了。他也卷入過臺灣文壇的一些交鋒。1977年,他在《聯合報》上發了《狼來了》一文,直到10多年前還在大陸文化界引起過爭論。在那篇文章中,他反對的其實是工農兵文學,他認為所謂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斗爭的一種,文藝,并說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這里的意思很明白,我想這些觀點在大陸人看來,并沒有什么錯。不像陳鼓應評論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色情主義和流亡心態,大多是對余光中詩歌的曲解或斷章取義。這場論戰不過是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決,其實與文學見解無關。哪一方更有道理,我想歷史已給出了答案。

即便這樣,余光中晚年也對此進行了解釋和反省:《狼來了》一篇是壞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歷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陸剛經歷文革,喘息未完。在那場浩劫中受害的知識分子難計其數。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書,對文革余悸并不陌生。當時我班上的學生,家在廣東,常向我親述文革真相。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某報就曾刊過一首長詩,有這么一句:工人一錘,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文革震駭的壓力下,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茫九州鄉思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于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海外的左派讀到此句,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常斥為反華。這就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么整肅運動。

事實上,此文并未讓鄉土作家們遭受什么厄運,卻一直被上綱上線,有點讓人無法理解。余光中文中的觀點,比起他被指責的崇洋媚外”“色情主義”“頹廢意識”“惡劣可鄙的嘴臉和陋習,要溫和敦厚多了。據陳映真自已說,余光中后來在私信中曾對他說過:對您造成很大的傷害,對您說對不起。”“請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誠意……”倒是陳映真一方的咄咄逼人、不依不饒讓人無法理解。

說起這些往事,一是想讓認為余光中只是個鄉愁詩人的讀者,了解他的率真與豐富性;二是因為聽說時至今日,年輕一輩的臺灣詩人還有人因此事件,在論及余光中時仍有點令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因一篇《狼來了》,不可以喜歡余光中的詩,對臺灣詩人來說,似乎成了一個政治正確的必然選擇。余光中的詩,確實多的是國族之愛和鄉愁之美,少了一些詩人需有的叛逆和逃逸反思的樂趣,這其實和他對大陸的政治判斷有關,也和他中國文人的情懷有關,據此說他與權力有糾葛,顯然有失偏頗。

余光中先生曾告白: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詩為文,以文為論,以論佐譯,簡直有點文體亂倫。不過,倉頡也好,劉勰也好,大概都不會怪罪我吧。寫來寫去,文體縱有變化,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那便是我對中文的赤忱熱愛。如果中華文化是一個大圓,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徑,但愿我能將它伸展得更長。

這是先生的真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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