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檸去年最引起爭議的言論是對于木心的評價：“現在流行‘小清新’，木心有點‘老清新’。”張檸對于近幾年走紅的各種老清新、小清新都有自己的意見。他更愿意強調文學應該承載的宏大命題，認為當下文學的最大問題是無法給出世界觀。
脫離時代的“小東西”不可能留下來
記者：您評價木心是“老清新”，但會有讀者說從《文學回憶錄》里是能夠看出來，木心的家國情懷的，您怎么看這個反駁？
張檸：對木心，該肯定的是他的語言本身，比較靈動干凈。這恰恰是中國當代作家在語言修養上很難達到的。但語言文字僅僅是文學的一個方面，文學還有其他的標準，比如說敘事的結構、形象的塑造、情節的完整性，我從這個角度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清新”是一種風格，這是形式上的概念，所謂家國情懷是內容。這不矛盾。
記者：木心的寫作和偉大的寫作之間還差什么？
張檸：1949年到1976年這27年，在專業領域稱之為政治化思潮的時代。政治意識形態過強地介入了文學自身和內部，導致了語言風格的單一性、內容帶有暴力色彩。這種東西在年輕一代確實讀不下去。因此，我們期待一種新的形式和語言來表達當下時代新的生活經驗。
但是不可以說，不喜歡前27年的遺留下來風格就往回走，走到民國去。“民國范”來到今天的閱讀市場里：年輕人喜歡張愛玲、白先勇，以及跟民國文化之間的斷裂不大明顯的臺灣的文學；文學業內的人對廢名、沈從文、汪曾祺有好感。這些我都能夠理解，但是，民國人所用的那套語言和形式，表達的是那個時代的生活。用那套語言移到今天來表達現代內容，年輕人覺得有中國的文字之美，但是我們讀了感覺有點陳腐、酸味。
我們期待一種可以把民國范的要素吸納，并革新的表達，而不是直接移。木心這種年齡，在文學創造里有意識地回避前27年政治思潮的影響而維持了他自己最初的語言，我能夠理解。但如果今天的年輕一代認為這種語言是唯一的，別的語言都是不好的，這個會有一點偏。
記者：您認為現在是“小清新”流行，但沒有人關心“大時代”。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評論家要求寫作者關心時代這樣宏大的命題，是不是某一種捆綁？
張檸：一方面，作為個體文學創作應該是多元化和自由的。沒有必要強求。但另一方面，文學評價是有要求的，它必須是歷史和審美的辯證關系組合在一起。
當我們回過頭去看一個時代留下來的文學作品，能夠留下來的確實是大時代和個體、個人結合比較好的。純粹像魯迅先生所說的“咀嚼身邊小小的悲歡”，那種小東西是不可能留下來。
強調創作的自由是必要的。但是個人必須是大時代之中的個人，而不是一個脫離時代、脫離歷史的完全跟我們社會時代沒有關系的一種夢想。木心這樣的創作，作為一個個人創作的選擇是可以，但是作為一個文學評價的標準是不可以的。
記者：這讓人想起來《小時代》以及那一套審美的成功，好像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只關心自己，您覺得這是為什么呢？
張檸：時代變成一個零散的時代，每一個單獨的個體跟其他的個體之間沒有一種文化上的必然的關系，都變成了一個市場經濟內部的消費和經濟行為，我們說“傳道授業解惑”。“道”就是你的個人跟時代、歷史的連續和統一性。但是現在的教育是傳“術”，年輕人把學習概念作為人生成功和實現自我的一個工具，勢必導致他們都在想個人的小的歷史。這樣的一個零散的時代里，讀者對于文學自身傳遞的一個大的東西，從來就不會思考。
我給學生推薦18世紀、19世紀的文學經典，他們往往讀不下去。那種思考的東西太大了，跟他沒有關系。他要讀瞬間就能夠感覺到有沖擊力、刺激的、能夠滿足某種快感的，這樣一些碎片化的東西。他們關心是否漂亮、是否好讀，讀了是否能夠解決我此時此刻內心的不愉快，能否治愈。
80年代文學發燒，現在的“邊緣化”是正常
記者：普通讀者的印象是，我們現在文學批評似乎是沒有像夏志清一樣能夠給大家留下非常出色的印象，旗幟性的言論。你怎么看？
張檸：夏志清所處的那個時代，也是他的精神財富和資源。他40年代、50年代初去了美國，他有自己一套對文學的評價和判斷的標準。當他看到了我們的20世紀的文學史里面，那一套審美標準的時候，他覺得有重大的缺憾。魯郭茅巴老曹固然是可以納入一個文學評價體系里面去，但是按照這個標準淘汰太多作家，也就是說你的標準太小、太窄。沈從文、錢鐘書、楊絳、早期的汪曾祺、張愛玲、蘇青，這么一大批的民國時期的優秀的作家，全部不在這個體系之中，是這個邏輯太小了。
夏志清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太窄的邏輯擴大，恢復到應該有的那個面貌上去，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毫無疑問，他的口袋大了，他的視野大了，里面可以裝很多東西。他在那個時代有這么一個契機，可以膽大。
我們今天有一個問題，我們已經夠大了，大得不能再大了，大得一塌糊涂。評價標準過于多元，什么人都可以是作家，什么人都可以評獎，什么人都是好作品……現在唯一可做的就是縮小，回到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本身來。這樣一個工作需要定力，也需要勇氣。
但是你的評價邏輯如果太小，把好不容易擠進來的作家全部擠出去了，他們不揍你嗎？這背后不僅是學術邏輯，也有一個現世邏輯。因此，我們也期待有大勇者把過于寬泛的文學概念回到文學自身來。
記者：過去十多年的大家都覺得文學的好日子過去了，這個時代多么令人無所適從。您現在覺得時代和文學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議題？
張檸：我覺得現在文學是一個正常的狀態，80年代的文學是高燒狀態。市場經濟還沒有完全放開，普通人只能讀文學，寫文學，談文學，學業和業余生活是合一的。而在今天年輕人可選擇的太多了，不一定要去看文學作品。
另一個問題是說文學語言本身的感染力，被80年代的思想解放、撥亂反正這樣一些政治所利用。80年代的文學實際上是跟當時主流的政治化形勢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因為它是成為了思想解放的一個工具。就像魯迅的那個時代，文學是啟蒙的工具，抗戰時期文學是戰爭的工具。
所以在整個20世紀文學一直成為不同東西的工具，在今天它有可能成為市場的工具。所有的這些工具化的文學都不是文學自身。當文學無法被工具化、變成了“孤獨的自我”的時候，才是回到了文學自身的位置上來了。
這就是所謂的“邊緣化”，太正常了。其實這并不孤獨，因為有許多真正喜歡文學的人，他還在堅持著閱讀寫作，他并不求通過文學來達到文學之外的回報。
另外我們每一個高校都有中文系，這么多人學習我們的母語，培養對我們母語自身真正的熱愛，而不是對這個母語所能夠賣多少錢的熱愛。
楊絳解釋自己為什么沒有離開大陸說：“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和語言。”有些人覺得這種說法有點夸張，實際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他要出國領獎的時候，蘇聯官方說你要去了就不要回來，他就放棄領獎了。因為他愛他的母語。這有點立地成佛的意思了。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對文學自身真正的愛好，對我們自己的語言的愛好，他是不會，我剛才說這種愛是“孤獨的自我”，但真正來說，他是不會孤獨的。
記者：新聞里有一種理論，說寫作的報償是越來越低導致文學的邊緣化，這個因果關系成立嗎？
張檸：傳統的作家管理體制已經在慢慢退場，國家出錢養作家的錢也不多。現在都是業余作家。他們在寫作之外還有主業，不靠稿費生活，這就好辦了。
如果作家靠稿費活命，就必須文字屈從于市場的價值和公眾的價值。我覺得作家的業余化還是比較好的。如果你要真正想寫好，還是要擺脫世俗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