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中國的文學和現在的文學概念顯然不同，當時不管是集體合作如《詩經》，還是像《尚書》那樣一篇一篇的個人講話，都相當務實，不會虛構，所以作品肯定是作家心靈的真跡。因此，孟子提出通過作品可以知人論世，很有道理。陳永紅老師長期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藝術技巧，近年來又進一步研究作家的心態，探討新興的士階層對主流價值觀的否定，追尋自我的主體性。通過作品考察作家疏離主體、疏離時間、疏離方式來探討作家的本位意識及其對文學的影響，這一做法很有意思。由廣州市宣傳文化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周秦漢時期文士疏離現象與文學流變研究》（2018年11月，中山大學出版社，責任編輯管一達，647千字）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這是一種全新的考察視角，值得我們關注。

《周秦漢時期文士疏離現象與文學流變研究》全面研究了先秦兩漢文士疏離現，資料翔實，見解深刻，富有理論氣勢，是一本難得的優秀學術著作。

首先定位準確新穎。我們知道文士不同于武士，文士有文士的生活方式。當奴隸逃亡、武士造反的時候，文士往往選擇隱逸，那么在隱逸、逃亡之間的中間地帶就是疏離。我們過去往往將事情簡單化，要么說造反、要么說逃亡、要么說隱逸。陳永紅能敏銳地看到疏離現象，應該說很了不起。

其次，在具體的論述中，作者以時間為線索，通過周秦漢時期文士疏離現象的演變過程，和疏離文學的演變兩條線索全面展開研究，成分展示了在疏離這個前提下文學的發展與演變。雖然不能說文學的發展主要靠疏離，但能夠拈出疏離進行細致的描述，確實是前無古人的，作者通過詩歌、散文、詞賦這三條線索論證，過程就十分清楚了。

第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者在論述的時候能夠注意到疏離文學的價值，認為周秦漢疏離文學的體道性成為后世文人文學的價值取向，文士的怨強化了文人文學抒情性的含蓄特征，在題材上田園生活方式強化了文人以自然為背景的參照系的特征。這樣的闡述符合實際情況，又讓人眼睛一亮。疏離不是目的，仕途、體道才是文士的真正追求，而體道、明道、得道歷來是中華民族追求的最高境界。連孔子都說，朝聞道夕死可以。所以說，論著抓住了中國文學流變的關鍵。但是，士人生活、思想、創作動機的不穩定，將帶來創作的異常現象，對此作者進行了比較深刻的探討，認為這種阻礙堵塞造成了文學的復雜現象，又影響著文士實現自己主體性的探索和尋找，結果往往是新的文學氣象就出現了。

第四，對于疏離文學的解讀，作者沒有用花里胡哨的言辭去敘述，而是用樸實的邏輯語言去論證，對中國文人在主體性衰落和重新崛起中，論述疏離文學和文學的疏離。對于中國學術和文學的獨立過程和滿足社會需求方面進行了精當的分析。指出學術加入文學和情感的投入體現了作者的政治需求和精神狀態。當文化下移的時候，如春秋戰國時期，這種表現更為明顯。而文化的交流則起到了不斷的修正和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在這種種變化中，文士的社會責任也隨之變化，經歷了由追求仕途本位到高義到天才表現的轉變，甚至出現了游仙現象。

    這種大文學觀有力地提高了本書的價值，使著作在文學研究之外，更具有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的價值，所以這是一本好書，我愿意向大家推薦。

作者簡介

陳詠紅，女，廣東省廣州市人，文學博士，現任廣州大學廣府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廣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屈原學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嶺南、廣府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出版有《唐宋諷刺寓言》《唐詩宋詞名篇注評》《周秦漢時期文士疏離現象與文學流變研究》。另有約30余篇學術論文在《學術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主持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一二五”規劃項目《廣府文人思想發展史論——以<廣州大典>為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