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們在一起談論當下中國文壇的作家作品，筆者每每很少談到莫言，即便提及，也罕有溢美之辭。于是，就有朋友揶揄我是“酸葡萄心理”“文人相輕”。
是嗎？筆者捫心自問。莫言到達的位置和聲望，是筆者這輩子都無法企及的，對此我不乏自知之明。是以，“酸葡萄心理”實非筆者所能有。那么，“文人相輕”呢？筆者教書育人、寫作著述有年，或可“文人”與謂。但是莫言呢？“文人”當“不語亂力怪神”，翻看莫言的作品，他最熱衷的似乎正是“亂力怪神”。血腥、悖亂、怪異、躁狂，每每都是其作品中津津樂道的炫目點。“文人”當“文質彬彬”“不蔽不野”，甚或“遠庖廚”。而在莫言的作品中，不乏大量令人毛骨悚然、塞扎耳聞、羞于識知的暴力渲染、污言穢語、性愛描寫。這樣的東西，似乎絕非“文人”所能有。是以“文人相輕”云者，實非筆者所能受。
不妨抄錄兩段莫言小說《酒國》中的文字：
丁鈞兒射出的那顆子彈，恰好打在紅燒男孩的腦袋上腦殼破碎，腦漿子迸到墻壁上，紅的紅，白的白，冒著熱氣，散著香氣，釋放著各種感情。紅燒嬰兒變成了無頭嬰兒。他的頭沒被打碎的部分跌在餐桌二層的邊緣上，像西瓜皮一樣的腦殼或者像腦殼一樣的西瓜皮架在一盤扒海參和一盆紅燒蝦之間，汁液滴滴答答……
一個渾身油膩的中年婦女端著一大白碗酒出來，遞給賣驢的老金。老金接了酒碗，不喝，看著女人，說:“嫂子，今日可是兩頭黑叫驢，那兩根花花驢屬夠你咬會兒了。”女人啐了他一口，說:“有多少那玩意兒也輪不到我咬，你屋里那個人就好那一口呢! ”
第一段文字和“庖廚”多少相關的文字。但筆者相信，讀罷沒有幾個讀者不感覺“惡心”“反胃”，至于還剩下多少讀下去的“胃口”，就真的很難說了。第二段文字，同樣令人感覺不舒服。莫言越往后的作品中,越給人的感覺是翻不了幾頁,就會出現生殖器，乃至怪異的性描寫，而這些往往并非藝術表現的需要，更像作者一種本能的取舍甚或本色的偏好。“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止于至善，能臻于至美。如此文字，不言也罷。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獲獎理由：用幻覺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幻覺現實主義脫胎于魔幻現實主義，莫言更承認自己的寫作深受了《百年孤獨》的影響。其實，當下中國文壇的不少作家，都受到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更不凡將其奉為圭臬者。但筆者對魔幻現實主義，一直別有微詞。誠然，魔幻現實主義開拓出更或豐富了一種文學表現手段，“在魔幻現實主義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現現實，而不是把魔幻當成現實來表現”（[阿根廷]安徒生·因貝特）。但“魔幻”手法的使用，不能是無節制、無操守的。“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現實”才是目的；其要表現的，不是魔幻，而是現實。但現實情況是，不少作家迷戀的只是“魔幻”，而漠視了對“現實”的深度認知。離奇的情節、怪異的結構、詭異的表達，讓其創作一方面呈現為一種自我陶醉式的文字游戲，另一方面褪化為一種對現實生活的認知缺席。魔幻現實主義的“毒害”，使他們的文章烏煙瘴氣，而以夸張、扭曲、失真的東西表現深刻，更多的反映出作家對現實生活表達的無能。
莫言筆下的高密，絕不像魯迅的魯鎮。魯鎮發生的一切，都真實的存在過甚或存在著。莫言筆下高密的人或事，它的真實度我們不能不持有疑議，那這些東西能否表現出“當代社會的融合”并被驗證為永恒，就更值得懷疑了。現實是真實的，不能用虛構的方式表現生活，不能用怪異的態度調侃生活，更不能用丑化的筆觸丑化人民。從某種意義上講，筆者以為，搞文學亦如練武功。在方法的取鑒、思路的拿捏上，必須選擇名門正派，切不可誤入旁門左道。否則，即便可以一時速成、暴得大名，但絕對難免內力不純、難臻至境，更遑論極有可能走火入魔、引火燒身。——修煉“葵花寶典”，即便可以成為“天下第一”，終歸難免一種齷齪、尷尬和缺憾。如此思路，不言也罷。
202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了坦桑尼亞作家阿布拉扎克·古爾納，他的獲獎理由是“表彰他對殖民主義激情滿懷而又毫不妥協的痛切透視，對在各大文化與各個大陸之間掙扎的難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其實，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筆者一直未多關注，盡管我畢業于中文系。較之文學獎，筆者更關注的是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原因很實在，較之文學獎，其他獎項更能夠實現我對“未知”的好奇和對“已知”的滿足。對于文學、科學和哲學，筆者曾打過如下比方：
文學是我們知道了1+1=2后，表達出一種2=1+1。這種表達形式是新的，可能是更美的，更令人易于接受的。但是這種創作并沒有引入新的分析和推理。科學是在1+1=2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出了2+1=3，通過歸納、演繹，引入了新的信息和認知。科學你可以去討論他是不是正確，這是科學的證偽主義。在文學上是體現不出來的，它無法討論對不對，只能讓人們感覺好不好。而哲學是把科學和文學兩者結合，在積累了足夠多的科學推理之后，利用文學的方式，使它凝練、以更令人接受的方式表達出來。對于1+1=2，科學可以得出2+1=3、3+1=4，文學可以把這些表述為2=1+1、3-1=2等等，哲學則提煉為“任何一個數‘+1’等于它的后一個數”，它是一個抽象化的表達，一種認知力的提升。
文學的意義在于能夠喚起一種共情，文學性的表達就是把某一個觀點給包裝成了一種更能喚起人們共情、更能被接受的形式。對于無法喚起的共情，文學的價值略等于零。筆者以為，這點與諾貝爾和平獎很有相通之處，“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士限定，導致此獎項似乎只能是“對人類能夠產生重大影響”人物的專享，遠離了蕓蕓眾生。
對于文學獎以外的其他獎項（“和平獎”略除外），筆者是真誠敬佩的，他們的確“對人類作出新的貢獻”，推進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和能力。而對于文學獎，筆者則執著于它是否能夠喚起共情，隔人太遠、表達晦澀的作品，我們有理由不認可。題外之語，不言也罷。
挖掘深刻、表達豐贍，“幻覺”絕對不行，得靠體驗、思考和熱忱。作家要實現自我的成就和突破，應當努力實現自身認知的提升。換言之，作家還是應該多讀一些哲學類、科學類的作品。認知高度不夠，文章境界不足。搞文學的太滿足于文學表達本身，有許多問題就不可能說到、說透。為什么現在不少人想寫科幻小說卻不太成功，對科學概念表述限于認知欠缺造就的硬傷和不足，是其最大的軟肋。
韓少功說：一個問題我想清楚了就寫論文，想不清楚就寫小說。其實絕大多數作家是寫不了合規合范的論文的，這是科學研究。作家還是寫小說、搞創作。平心而論，現實的生活，并不都能提煉出文學創作。實錄生活，不是創作，或者說不是文學應有的魅力與功能。作家可以“魔幻”，但絕不可以“著魔”。文學雖以美為基，但并不止于純粹的美；人生雖以真為本，卻是賦予了詩意的真。需要我們誠實地面對環境，誠實地面對自己。話已至此，不言也罷。 （張永軍，正高級教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