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百里伏牛山南麓,奔騰的潘河、趙河滋養著一方厚土。這里,是南陽作家群扎根的土壤,也是作家楊維永文學夢開始的地方。四十五載春秋流轉,他將根深深扎進這片土地,用飽蘸深情的筆墨,描繪著鄉村的變遷、農民的悲歡,書寫著屬于這個時代的“三農”史詩。
1959年,楊維永生于社旗一個普通的農家。1979年,高考落榜的他,回到了生他養他的村莊,握起了鋤頭。然而,生活的重負并未熄滅他心中的文學火種。勞作間隙,田埂地頭,昏黃油燈下,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將目光投向身邊最熟悉的人和事——那些在泥土里刨食的鄉親,那些在時代洪流中沉浮的鄉村命運。他知道,他的根在這里,他的文學源泉也在這里。
于是,筆尖開始在粗糙的紙上沙沙作響。短篇小說《瘋子》、《蘭和昌的故事》……一篇篇帶著泥土氣息、充滿生活質感的作品相繼問世。它們發表在《青年文學》、《安徽文學》等刊物上,如同一顆顆新星,在南陽文壇初綻光芒。他敏銳地捕捉著鄉村的脈動,書寫著變革初期農民的迷茫、掙扎與希望。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第十三屆《小說月報》百花獎讀者獎、《小說選刊》全國小說筆會獎……這些沉甸甸的榮譽,是對他執著耕耘的肯定。2011年,“河南作家楊維永小說創作25周年研討會”在鄭州召開,隨后《一袋棉花》等作品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周大新、柳建偉等名家齊聚,標志著他的創作已引起全國文壇的關注。他不僅是中國作協會員,更以社旗縣文化局副局長的身份,致力于推動地方文化繁榮,讓文學的光照亮更多角落。
而真正將楊維永的鄉土書寫推向高峰,引發全國性熱議的,是他的中篇小說力作——《鄉村會計》。
這部以2018年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為背景的作品,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剖開了當代鄉村的政治生態。小說圍繞“一個故事,兩個會計(李安章與侯來福),三個家庭”展開,深刻揭示了資源掠奪、村霸橫行等敏感尖銳的現實問題。正直卻隱忍的李安章,代表著傳統農民的智慧與堅守;飛揚跋扈的侯來福,則是權力異化的典型。那對李安章有救命之恩、最終卻命運悲慘的黃母牛,其細膩感人的描寫(如李安章精心準備草料、黃牛舔舐他衣袖的細節),成為全篇最富情感沖擊力的象征,直擊人心。
更令人難忘的是那個極具辨識度的細節——李安章家堂屋墻壁上,年復一年疊加懸掛的領袖像。這“二指多厚”的畫像,不僅是一個農民的樸素信仰,更是他心中不滅的正義之光,是人物靈魂的獨特烙印。評論家周習贊嘆:“作者把掛領袖畫像這個細節反復提及,完成了主人公的一個標簽張貼,人物形象忽然有了與眾不同的靈魂。”葉建華則評價作品“契合了文學反映時代的功能”,“彰顯了文學懲惡揚善、弘揚真善美,傳遞正能量的功能”。
《鄉村會計》一經發表,便載譽無數:榮獲《今古傳奇》小說獎,在《神州·新農村》、《作品與爭鳴》等重磅期刊刊發,《南都晨報》連載引發社會討論。2024年8月,北京專題研討會上,三十余位專家學者高度評價其為“新時代鄉土文學典范”。2025年5月17日,在河北邯鄲舉辦的首屆“趙王杯”踐行中國夢全國優秀文藝作品征評中,它從千余部作品中脫穎而出,斬獲文學類唯一的特等獎!頒獎臺上,楊維永動情地說:“從田間地頭到文學殿堂,是時代饋贈給我觀察鄉村的顯微鏡。”
四十五年,彈指一揮間。從青澀文學青年到著作等身的中國作協會員,從田間耕作的農民到推動地方文化的干部,楊維永的身份在變,但初心從未改變。他編纂的《中國諺語集成·河南社旗縣卷》、《社旗縣志》,同樣浸透著對鄉土文化的深愛與守護。他將半生的積淀,都傾注在理解鄉村、書寫鄉村、服務鄉村的事業中。
如今,站在鄉村振興的新起點,楊維永的目光更加堅定。他深知,文學的力量不僅在于記錄與批判,更在于啟迪與賦能。他堅守“為人民寫作”的誓言,誓言“繼續用沾滿泥土芬芳的筆觸,記錄鄉村振興戰略下的新農民、新農村、新故事”。他的筆鋒,已轉向描繪電商進村、鄉賢回歸、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的新時代鄉村圖景。他要用文字,為古老的鄉土注入新的靈魂,為奮斗在振興路上的農民塑像立傳,為鄉村的蝶變留存最鮮活的文學見證。
四十五載筆耕不輟, 四十五載鄉情如初。楊維永,這位從社旗泥土里生長出來的作家,用他的一生踐行著一個信念:根深才能葉茂,情真方能動人心。他的文字,飽含著對故鄉最深沉的眷戀,承載著對農民最深切的關懷,也寄托著對鄉村最美好的期許。在鄉村振興的偉大征程中,楊維永和他的文學,已成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以文學之名,觀照時代;以鄉土為根,賦能振興!他將繼續在這片深愛的土地上,書寫屬于中國鄉村的壯麗春秋!(笑琰 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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